【SSIDC三周年特辑】杜链：国家城镇信息化战略
首先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在座的各位一起围绕养老服务创新的主题进行一些交流。我今天来到这里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我本身就是个老人，我今年72周岁，正在过本命年。另一个原因则是我一直参加国家发改委信息惠民工程，信息惠民工程的基本情况是在全国选取了80个试点城市，在发改委的主导下国家12个部委进行了参与。并且在工程推进过程中，国家12个部委分别委派了一位专家，然后又邀请了一些专家，组成了一支包含22个专家的队伍，面向全国9个领域进行相关的研究和工作，而这9个领域之中就有一个领域是养老。我去年在全国调研了一批信息惠民工程中的试点城市，在这个调研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很多试点城市针对9个领域进行工作所形成的一些成果和所体现的一些问题。
从试点城市所体现的问题来看，我们发现养老服务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体系，我想这和养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关系，而这个复杂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并不是指具体的某几项规划，而是养老价值观的灵魂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除了需要保障老人的生活条件、物质条件、文化条件等等以外，还需要为老人提供什么。只有找到这个灵魂，我们才能确定使养老模型集聚的起点。
第二个方面是对象性问题。在过往的问题中，社保和医疗都有明确的对象性，而养老所涉及的对象很多是在社区、居家里面发生的，并没有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具有对象性的工程。因此养老将在底层的自主驱动下形成什么样的系统，将是养老在未来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换句话说，复杂性让我们的养老问题面临着两个挑战，一个是我们怎样看待养老，如果这个旗帜举起来，我们就可以非常了不起地自组织起来面对未来的老年人群，这将是一个伟大贡献。另一个则是我们需要有典型，比如在一两个城市或者是某个具体的环境中所形成的模式，这样有了相应的模式配合，养老的设计才可以向上传导，形成体系。
我本身也是一位老人，而且参加过一些与养老相关的项目，在此过程中感受到了养老的复杂性将带来重要的挑战，所以本人很有热情和大家一起进行这方面的研讨。我原本是在国家信息中心工作，后来又到国家信息大学工作很多年，在此过程中一直关注国家的一些发展战略，其中国家发改委体系里面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国民经济，另一个是社会发展。过去社会发展定义中既没有养老服务，也没有就业，后来自“十五”社会发展规划开始，发改委出现了就业司，同时养老问题也被逐步提到了发改委的日程上来，并且养老开始成为社会发展所有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我们现在的情况而言，养老问题肯定将越来越尖锐，因为首先存在老龄化问题，其次社会结构如何应对老龄化还包含很多问题。养老是横向覆盖了所有问题，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所以我们面对养老时，不可能像从前解决其他社会问题那样有精准的解决对象，并且按照某种组织体系，非常有效地去解决。
基于这种情况，针对社会发展中的老龄化问题，我在此想跟大家一起讨论3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现在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面对社会的发展要求，可能选择的发展战略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针对养老问题在自下而上的试点过程中形成雏形。
第一个问题，就现在整个发展形势而言，因为中央已经给出了总体向好的定论，所以我想重点就我看过的十几个试点城市问题进行探讨。在我看到的试点城市问题里面，我觉得实体经济发展方面有三类问题很突出。第一类问题是产能过剩，比如说乌海、本溪、辽阳这三个城市都是资源枯竭型城市，面对产能过剩该怎么办呢，如何解决产能过剩？在我看来，要解决产能过剩的基本问题，就是很多事情不能再做了，这就涉及到第二类问题，也就是房地产问题。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是否能用房地产拖动社会上的30个行业，拖动社会的产能？很显然拖不动。现在住建部有一个统计，如果按照人均40平米的住房面积，现在的房地产建设量足够34亿人住，而且现在大量的财政仍然跟土地有关，所以产能过剩问题和房地产泡沫问题息息相关。第三类问题则是沿海加工业，目前我国大约有27000多个沿海加工企业，而这些加工企业现在的基本状态却都是中国制造，但现在全球市场来看，很多地方已经不是中国制造了，所以中国已经基本丧失整个劳动力红利了，我们需要重新、全面的考虑实体经济发展问题了。
我记得去年7月有一个模糊的统计反映目前中国进城农民工平均年龄达到57岁，从这一点可以看到在整体资源条件方面，我们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到了资源基本耗尽、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的情境。那我们还拥有的核心发展条件是什么呢？是体制资源，所以如何开放体制来更大限度优化我们周边的资源情况是一个重点，体制资源怎样才能开放呢？我认为应该用自组织的自下而上方式，自己向下利用好体制资源。我们国家革命时用的是农村包围城市，因为那时动力体制结构是跟土地相关的。在改革开放时，我们通过特区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所以每当涉及到和改革相关的战略问题，我们就需要提出一个基本的判断，这个判断就是我们将不可避免的有一个阵痛期，不可避免的要在这个阵痛期里进行结构调整，产品质量由低端走向高端。而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核心资源则是体制资源，并且要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并且这个战略调整的起点是城市，因为城市是纵横信息的一个交汇点，就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具备着完整的结构和不同的特点，让我们可以做差异化的试点。然后我们可以在城市摸索完之后，判断是否可以推广。以上就是我希望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当前社会发展的整体战略思路。
最后关于第三个问题，之前我说到养老需要先有一个灵魂，建立一个模式，然后才能谈到工具层，利用很多技术、标准来解决养老的问题。因为养老问题具有明显的个性化，所以可能每个模式的灵魂都不一样，比如说每个老人都有自己在生活中积累的习惯和精神层面的依赖，所以他们的个性化特征非常强，也就需要不同的模式来服务，而这种不同的模式则一定是在差异化的试点中显现出来的。我觉得我们需要自组织起来做很多的研究，尤其是养老的灵魂问题，也就是研究我们对老年发展这个问题的价值关怀，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价值关怀是富含民族振兴和东方文化的一种内涵。这些问题的研究涉及到顶层研究，我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探索，有更多的内容，让底层有多样化的模式创新和交流，从而通过既有全局又有典型的交流，让我们不断的形成属于养老的体系。
同时我想强调，信息化在养老体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所说的四化：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在本质上，我认为是信息化和城镇化互动。因为信息化是一个先导因素，城镇化是一个载体，是两者的互动引导了农业、工业与两者协调发展，所以信息化是我们研究体制的一个抓手。由于这个方面的内容牵涉到很多其他问题，所以咱们今天暂不做此方面的进一步讨论了，但我希望大家明白信息化的重要性。
最后，我明年2月份还要在全国范围进行调研，其中涉及到第三批信息惠民试点城市，我很希望届时能够看到养老方面的新思想和新的落地内容。今天在这里将我知道的一些情况与大家进行了交流，供大家讨论，谢谢大家。
本文是中国信息协会副会长杜链先生在SSIDC养老服务信息化协同创新峰会上主题发言。
编辑：智能养老瞭望工作室
